書市觀察
話題長篇《路》開放競標中文版權的時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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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據說幾家出版社摩拳擦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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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不積極提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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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因無他：這是罕見的日本一線作家專寫台灣故事的長篇小說……
可能是吉田修一本人即將來台的緣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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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幾家出版社紛紛推出吉田修一作品對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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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小說隨筆集《天空的冒險》，有舊書新封《惡人》，也有長篇小說《日向》和《路》，其中最引人注目的當然是以台日聯手建設高鐵為舞台的最新力作《路》。
吉田修一訪台，對台灣讀者理應是要特別標記打圈圈的大事，畢竟他在台出版十七本著作，卻是第一次跟台灣讀者正式面對面──但其實這傢伙根本就常來台灣，而且一年會來好幾次！吉田在為日本航空機上雜誌所寫的小說隨筆集《那片藍天下》就說：「有些國家從走出機場的瞬間，身體就能完全融入。天候、氣溫、身體狀況、時間帶……，或許是各種條件碰巧正好，也有可能無關天氣好壞，熟悉的城市就是可以無條件地讓人融入。對我來說，台灣就是這樣的國家。」
一路四條線
自從吉田來過台灣後，一試成主顧，每年都會隨興來玩個兩、三趟。再據台灣幾位眼尖的編輯信誓旦旦說，曾在深夜的敦南誠品書店遇過長得很像吉田修一的中年男子，那位眼神炯炯有神的大叔極有可能就是他本人。這令人想到他在《路》描述深夜書店的氣息：「就像夏天廟會過後，錯過回家時間的年輕人在廟裡殺時間，在台北這裡，經常感覺得到那種氣氛。」如果不熟，怎能寫出這麼貼切的形容呢？
話題長篇《路》開放競標中文版權的時候，據說幾家出版社摩拳擦掌，無不積極提案，原因無他：這是罕見的日本一線作家專寫台灣故事的長篇小說。吉田修一在台穩定出書十餘年，幾乎對日本現代文學有興趣的讀者多少都聽過、讀過他一兩本書，而《惡人》和《同棲生活》改編成電影則將他的聲勢推向高峰，小說和電影不僅都很會得獎，銷售和票房也相得益彰（最近《再見溪谷》改編成電影也獲得好評）。
《路》的故事主軸放在台灣建設高鐵的2000年後，這條連接島嶼西邊南北兩端的高速鐵路，從競標伊始就高潮迭起，原本以為標案出局的日本新幹線最後意外勝出，隨即啟動了小說故事。
小說由四條支線交織而成，一為台日三角戀，一為台日不倫戀、一為台灣青梅竹馬戀、一為台日歷史特產「灣生」。支線的設計除了增加小說的豐富細節和隱喻性，也彼此交錯支撐，讓小說整體更有逼真厚度。台日三角戀中，日本女生和台灣男生的偶遇有如電影《愛在黎明破曉時》的純愛版，一日台北的相遇，造就兩人互相追尋的十年旅程，而兩人重逢時，女方已有交往數年的男友，雙方交換位置在對方的家鄉工作，兩個人的情感在似有若無間，緩緩醞釀發酵；台日不倫戀則很應景發生在台北日式小酒館裡，描寫日方中階主管和台灣吧女的結合；青梅竹馬戀情由台灣人擔綱演出，卻添加了個台日混血的孩子；關於「灣生」返台會友的故事，則把台日的歷史脈絡與共建高鐵的歷程串聯起來。
這顯然是小說家精心推敲的巧妙設計，透過台灣高鐵的鋪設過程，逐漸把四條支線的故事交融纏繞，支線之間轉換順暢，隨著鏡頭聚焦或移轉，讓所有角色的主客比重恰如其分地演出。《路》的寫作展現出小說家的精采調度，包括高鐵內部運作狀況、架設鐵路系統的過程起伏、台日之間的協調誤差與合作難題等，在在讓讀者深入其境。而關於台灣場景的描繪、人物背景設定、日常言談和社會氛圍，也都相當到位，令人不禁猜想吉田修一應該花了不少工夫潛伏在台灣進行深入的田野調查。
灣生的歷史張力
《路》顯現的是一名成熟的小說家如何跨出個人體驗，且創作出一個逼真完足的世界。例如《路》中寫到的「灣生」，乃是特殊歷史情境下的身分，泛指日治台灣時期在台出生的日本人。台灣在1895年成為日本殖民地後，日本曾有來台移民潮，其中最著名的是吉野村（今花蓮吉安鄉），幾個月前還有八位灣生特地回台領取出生證明。根據日治時期的戶籍統計資料，光是在1930年，全台就超過七萬五千名灣生，而這批人在二戰後被遣返回日，等於是踏上沒有任何生活記憶的日本本土。這令人聯想到2008年創下台灣華語片票房紀錄的《海角七號》。電影重要的一幕是日人搭乘高砂丸啟航前往日本，象徵著殖民時代的別離和終結。
說巧不巧，吉田修一在《天空的冒險》提到，當年他正是在台灣看了《海角七號》。儘管語言不通，他卻在片子最後合唱〈野玫瑰〉時淚流滿面。等到《海角七號》在日本上映，他再進戲院像對答案一樣比對電影台詞，結果看到最後合唱一幕，他又莫名流下淚來──這是不是哭了兩次的吉田修一在《路》裡安排灣生故事的最大觸發點，或許可以請書迷趁座談會時當面請教。
灣生的故事充滿張力，諸如身分和認同的錯置、大歷史和個人記憶的扞格，乃至於實情和陳述的落差，都相當值得關注。然而隨著時間推移，灣生隨之凋零大半，有心人如灣生後人田中實加，不僅安排灣生返台尋根活動，也拍攝紀錄片、出版灣生調查書籍。而生於台北、長於蘇澳的灣生竹中信子更是發憤著書，以二十年收集材料、十年研究工夫，寫成百萬字《日治台灣生活史：日本女人在台灣》，為日治台灣五十年留下精采的文獻。此外，去年郭強生出版長篇小說《惑鄉之人》，雖以台灣戰後電影史的發展為主軸，其中的重要支線亦是灣生的認同與回歸。歷史造就了灣生，但灣生正在化為歷史。
吉田修一在《路》的台灣版序言這麼說：「十幾年來，我深深為台灣街道與人們的魅力而著迷，一直都想著，有一天要以台灣為舞台來寫小說。若能透過這部作品，讓即使只多一個人對日本感到興趣，這就是身為作者的我最高興的事了。」這番話令人動容，同時也讓人希望台灣人可以更細膩地對待自身的過往和歷史，而不至於在向前走的同時遺忘掉、剷除掉更多值得記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