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一個天文學與經濟學美麗邂逅的故事。
牛頓為了解釋天體星球的運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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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了著名的萬有引力公式（the universal law of gravity）：Fg = G＊（Ma＊Mb）／R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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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中Ma、Mb表示ａ、ｂ兩物體的質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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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表示兩個物體間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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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是一個調衡量單位用的一個常數（此處暫且忽略）。
公式是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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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個物體間的引力與其質量的乘積成正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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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彼此之間距離的平方成反比。牛頓沒想到的是將近三百年後有一位物理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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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來改行學經濟的Jan Tinberge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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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將引力公式用到兩個國家的雙邊貿易上。於是兩國的貿易量會跟雙方經濟的規模—ＧＤＰ的乘積成正比，跟距離的平方成反比。Tinbergen何人也？他是一九六九年與Ragar Frisher合得第一屆經濟學諾貝爾獎得主。
一個簡單的說法是這樣的，設想歐盟與美國的雙邊邊貿易量會受到雙邊ＧＤＰ規模的正面影響，但雙方的距離不利於貿易。
同理，每一個歐盟成員對美國的貿易，也同樣受到本身與美國ＧＤＰ的影響，可是跟美國的距離都一樣遠，或相去不大，那麼會影響歐盟整體與其個別成員對美貿易的，只剩下歐盟與個別成員本身的ＧＤＰ。果真如此，則每一個歐盟成員對美貿易占歐盟整體對美貿易的比重，會跟它在歐盟ＧＤＰ的占比完全一樣。
這是一個很強的推論，就像德國占歐盟ＧＤＰ的比重是廿三％，那麼它跟美國的貿易占歐盟全體對美的貿易比重也會是廿三％，結果真的如此。如果用圖來表示的話，縱軸代表每一個歐盟成員對美貿易占全體對美貿易的比重，橫軸代表各成員在歐盟ＧＤＰ的占比，結果各國的落點確實很規則地排在圖中四十五度線的兩側。但英國、愛爾蘭、荷蘭等的貿易占比高於ＧＤＰ占比，法國與西班牙則相反。這又引出了一個話題，前面提到Ｇ該不會是個常數？在回答這個問題前，讓我們回頭再看距離的問題。
前面說，每一個歐盟成員與美國的距離都一樣，肯定有人不同意。那就找美國的兩個鄰國加拿大與墨西哥來比較。前者ＧＤＰ只占歐盟的百分之十八，後者約在百分之十七，如果距離不是問題，那麼加拿大的對美貿易應該只有歐盟對美貿易的百分之十八，事實上卻是百分之一二○，比歐盟全體對美貿易還多出了百分之廿。墨西哥對美貿易占歐盟對美貿易的百分之六十。這些數字明顯超出本身ＧＤＰ可以解釋的部分就跟距離有關了。一個收集了一二○篇實證研究的結果顯示，兩國的距離每增加百分之十，貿易會減少百分之九，彈性已接近一。顯然兩國之間的貿易有「近鄰」優勢。
前面提到的Ｇ在貿易公式裡就是制度因素。像英國、荷蘭相對於法國、西班牙，前二者的對美貿易就超出了引力可以解釋的程度，加拿大對墨西哥更是如此。終究上帝跟人的世界還是有所不同，人的世界裡有語言、文化，以及經濟的互補性等，都會影響雙邊的貿易。其實這些制度因素都是長期形成的，短期內要改變還真不容易，真正最大的貿易障礙還是人為、刻意造成的。那就是關稅與非關稅的障礙。
東亞過去一直是屬於高關稅地區，因此這個區域內成員彼此之間的貿易並不熱絡。這情形到了九○年代才明顯改變，這改變又跟台灣同一期間在這個地區的投資有密切關係。但台灣原先擁有的龐大優勢正在快速流失中，因為亞太地區正在積極全面去除各種貿易、投資障礙。反觀我們瞻前顧後，有人覺得現狀最好。
六年前台灣因為僵硬的兩岸關係而陷入被邊緣化的危機，今天似乎又要重蹈覆轍。但明顯不同的是，亞洲的區域經濟正在快速成型。東南亞會是繼中國大陸之後另一個全球成長的引擎。台灣位居經濟實力不斷成長的東北亞與東南亞的交會，有最好的條件去利用、發揮那驅動貿易的引力。上天厚愛台灣，但如果我們畫地自限，牛頓有知，也喚可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