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貨幣基金（IMF）等機構最近又下修全球成長預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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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也難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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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世界經濟缺乏亮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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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多經濟體的前景甚至迅速轉為晦暗。美國過去兩季成長率平均只有1%；歐元區多數國家的潛在成長率仍低於1%；日本「安倍經濟學」漸失動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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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瀕臨衰退；英國經濟籠罩在脫歐公投的不確定性陰影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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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業暫緩招聘和資本支出；加拿大、澳洲、挪威等已開發經濟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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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面臨商品價格低迷。新興市場也好不到哪裡去。金磚五國（BRICS）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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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和俄羅斯陷入衰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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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非成長幾乎停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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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經歷結構性減緩，僅印度相對表現尚可。更糟的是，不論是先進還是新興經濟體，潛在成長率都已下降。政府與民間債台高築正抑制支出，特別是提振成長所需的資本支出。這意味生產力成長減緩。與此同時，人口老化正衝擊已開發經濟體及中、俄、韓等新興經濟體。所得與財富不均惡化，使全球儲蓄過剩加劇（對應全球投資陡降）。隨著所得重新分配，從勞力流向資本，也從邊際消費傾向較高的中低所得家庭，流向邊際儲蓄傾向較高的高所得家庭與企業。再者，景氣下滑循環拖長，可能導致更低的趨勢成長率。經濟學家稱之為「遲滯」（hysteresis）：長期失業侵蝕勞工的技能和人力資本；且因創新伴隨著新資本商品，因此低投資導致生產力成長持續下降。在這麼多因素拖慢潛在成長率的同時，提振成長所需的結構性改革卻不足，在先進或新興經濟體皆然，原因是推動結構改革必須立即付出代價，成果卻要到中長期才顯現，使反對改革者占上風。此外，痛苦的去槓桿化過程仍在進行中，意味民間與公共支出勢必降低。政策組合也不理想，多數先進經濟體採取財政撙節，太仰賴非傳統貨幣政策提振成長，但這種政策的效果正遞減，甚至招致反效果。沒有政治上簡單可行的方案，能解決當前全球經濟的困境。去槓桿化需要時間，撤離非傳統貨幣政策也非易事，而財政刺激仍因高負債和撙節政策而施展不開。因此，目前仍可能無法脫離IMF所謂的「新平庸」（new mediocre）、桑默斯（Larry Summers）所謂的「長期停滯」，或中國人所謂的「新常態」。（作者Nouriel Roubini是紐約大學經濟學教授、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