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金融海嘯迄今已有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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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時至今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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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新興經濟體仍未記取教訓。部分新興經濟體是靠國內儲蓄挹注公共及民間投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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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經濟能夠持續溫和或高度成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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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另一些國家的經常帳逆差仍居高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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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一旦外部環境生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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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便十分脆弱、甚至崩潰。從國外借入強勢貨幣的國家風險更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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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為在本國貨幣貶值時,債務負擔將激增,因此新興經濟體應致力於抑制負債,匯率亦應維持適當水準。各國政府若持續壓低匯率,將錯失結構改革及提升生產力的機會,這也是新興經濟體掉入「中等所得陷阱」的主因之一。拉高匯率的風險更嚴重,不僅貿易部門的成長與就業將受創,且通常會有經常帳逆差,並過度依賴外資挹注投資。當國外金融情勢有利時,還能得過且過;但以最近的經驗顯示,一旦情勢生變,將迫使相關國家讓貨幣貶值,造成信用吃緊,企業及銀行財務惡化,經濟成長也受重擊。 這些失衡狀態多是因為各國假定只要經濟能加速成長,資本市場就有充分誘因吸引外資,於是疏於控管資本帳所致,但事實上卻很難找到任何國家能靠這種做法達成永續成長。資本市場當然不是敵人,但外國投資人與國內決策者的利益卻常不一致。投資老手一向認為,報酬率並非由經濟成長所決定,要看金融資產的價值及其他因素。在長期間,資產價值與經濟成長動能雖必然有關,但多數投資人都是短線進出,不會配合政府達成永續成長的需要。因此若要成功控管資本帳收支,須強化經濟及金融穩定,控制風險,並使資本流動能夠與經濟成長及就業目標密切聯繫。金融海嘯後,已開發國家採取超低利率政策,使資金湧入新興資產追逐高報酬率,且許多新興市場企業也大量借人美元或歐元,但部分企業的美元收入根本不足以償還美元債務。只要美元利率仍低,偏愛短線的投資人就會繼續玩下去,但他們隨時都會撤離。因此新興經濟體須重新調整成長型態,重視經濟韌性,並積極控管負債、資本流動、資產價格、匯率及成長率。如果仍維持非永續性的成長型態,繁榮將會突然結束,並引發金融動盪。(作者Michael Spence是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Project Syndicate專欄作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