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國商務部長羅斯（Wibur Ross）近日為華爾街日報撰文「自由貿易是條雙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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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中清楚闡述了川普政府的貿易理念和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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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多是川普上任後陸續披露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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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為文清楚闡述仍屬稀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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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國人重視與籌謀對策。羅斯的文章很簡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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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提出種種證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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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顯示中國和歐盟等主要貿易夥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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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稱支持或捍衛自由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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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實際作為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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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對美國商品設置了關稅與非關稅的各種貿易障礙。例如，美國汽車關稅只有2.5%，歐盟卻為10%，中國更高達25%；非關稅障礙則包括各種繁瑣且不透明的進口登記和認證、不科學的衛生規範、強迫外企投資要伴隨技術移轉、政府補貼、退稅、低利貸款等措施，都讓美國企業處於不公平的貿易地位。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去年達到3，470億美元，對歐盟則為1，468億美元，其中許多都來自這種不公平的對待，而非美國貿易競爭力不如人。美國對這些措施以貿易救濟回應，是世界貿易組織（WTO）允許的應對行為，不應被視為貿易保護主義的再現，美國要求的是一個真正互利互惠的自由與公平貿易。羅斯部長對於中國和歐盟的這些指控和美國的對策，表面看來或許有理，但有趣的是，許多事情美國自己都做過，而且還只是上個世紀的事情。劍橋著名的韓裔教授張夏準在「富國的糖衣：揭穿自由貿易的真相」一書中，詳細介紹了美國其實從19世紀到1920年代以來，都是全球最具保護色彩的國家，在1865年南北戰爭結束後到一次大戰前，美國製造品的進口關稅維持在40~50%，是全球關稅率最高的國家，但美國也是經濟成長最快速的國家。遲至二次大戰後，美國以其產業優勢獨霸全球貿易，後來發現自由貿易對其有利，才開始擁抱自由貿易。這種發展和先前的英國如出一轍，英國在工業革命之後也是用各種手段保護、培育產業一段相當長時間，待凌駕了荷蘭、比利時等國後，才在1850年前後轉向對自己有利的自由貿易，甚至還曾用不光明的槍砲，迫使中國開放貿易門戶。既然美國曾經幹過那些保護主義的事情，邏輯上就不該對後進的中國，或其他不如美國的貿易夥伴加以斥責。然而，即使美國的指摘邏輯上有問題，但巨額貿易逆差的確也是工作外流的因素之一，因此，理論上美國當然可以利用其超大進口市場的議價能力，對其他依賴其市場的國家進行「議價」，來消除「不公平」的貿易待遇、改善其「貿易條件」。但是，這些做法有其極限，因為雖然有些措施的確是針對外國進口或投資，可以透過談判而撤除，但有些非關稅貿易「障礙」並非針對外國進口，而是後進國家自然會有的「後進作為」，例如繁雜的手續等。除非對手國願意配合，提供美國「超國民待遇」，才能讓美國企業免除那些美國自認的「貿易障礙」；但是提供外國「超國民待遇」，在國內卻會變成「喪權辱國」，政治上難以立足。因此，我們預期美國向貿易夥伴爭取「自由貿易雙向道」，會有一些成果，但無法獲得完全解決。也因此，未來存在於美國和其貿易夥伴間的貿易爭端將顯著增加，成為一種國際貿易「新常態」。和美國貿易的各國，都必須以機動和高度的效率，來應對美國的各種貿易新挑戰，方可在這新貿易環境中妥善存活。我國對美貿易順差雖已減少到去年的133億美元，列名美國貿易逆差國第14位，但美國還是會要求矯正各種「非關稅障礙」，如智財權、藥品、醫材、美豬、美牛等，更可能以我國「經常帳超額順差」擴大為全球次高的占GDP達14%為由，要求新台幣大幅升值，我方確實要有所因應，有關單位是否洞察，而已經擬妥對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