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高舉「依憲治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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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萬馬齊瘖；台灣正醞釀修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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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議紛紜。
一斑窺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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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兩岸政治體制的差異立現。就架構言，
文昌帝君
，北京可謂「憲政」穩固而少「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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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則是有「民主」而「憲政」動盪；再就政績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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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則北京可謂少「民主」而有「績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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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則是有「民主」而無「績效」。於是，若從「政治體制競賽」的角度看兩岸情勢，台灣的體制優勢似在逐漸流失。
過去，台灣向有「民主自由」較「一黨專政」優越的光榮感與自信心。但如今值得憂慮的卻是：如果「中國崩潰論」已漸漸退出思考可及的時間範圍，「民主失能」的台灣要如何與中國大陸維持平衡的競合關係？
台灣的「民主自由」，相較於北京的「一黨專政」，在人權理念層次當然比較優越。而且，台灣的民主政治是節制兩岸關係的主要槓桿，非此無以抵拒北京的壓力。這些因素，皆曾是台灣在兩岸關係中的優勢。但是，這套民主體制因實踐上的「失能」，已逐漸成為耗弱台灣的因素，甚至使台灣陷於難以抗衡北京的困局。台灣若繼續陷此狀態，將失去兩岸競合的因應能力，前景堪虞。
先從政治面看。例如，北京的「依憲治國」，就是「堅持共產黨專政」，此種「憲政」在人權或民主理念上誠受批評，卻產生了如臂使指的治理績效。相對的，台灣的「憲政」連國家認同都呈現撕裂，且經歷七次修憲的憲法，如今又聞修憲之議。再者，台灣的憲政操作問題，遠較憲法條文的問題更嚴重；例如，立法院的「政黨協商」，假「民主」之名摧毀了「多數治理」的憲政原則，這不啻是有民主而無憲政。
再從經濟面看。例如，北京的一黨專政，要產業轉型就騰籠換鳥，要調節分配就以行政命令強制高薪者減薪、低薪者加薪，要參與ＦＴＡ也聽不到「弱勢產業」的聲音。相對的，台灣的民主體制，使核能政策站不住、石化工業起不來，產業政策莫衷一是，自由開放陷於自相矛盾，要加薪則只能「道德勸說」。於是，經濟政策的辯論往往淪為「罵政府」的比賽，卻始終無以建立目標、策略與路徑。
兩岸的體制對比，約有三項特徵：一、北京有「專制紅利」，台灣卻有「民主負荷」。二、北京有「空間紅利」，汶川地震只是區域事件，但一個九二一地震卻幾使台灣動搖國本；在台灣，一個文林苑事件演成全國風潮，但大陸上的釘子戶皆是地方事件。三、北京有「人口紅利」，自世界工廠到世界市場、自外銷到內需，皆可運用十三億人口的規模條件，大開大闔，台灣則因人口規模小而成淺碟經濟。
由於此種體制對比，北京是以專制政治主導經濟，再以經濟支撐專制政治。此由習近平在雁棲湖ＥＣＦＡ「以經濟競合操作政治對抗」的手法，即可概見其政經相輔相成的內外效益。相對而言，台灣則陷於民主政治攪亂經濟發展，經濟遲滯又回頭攪亂了民主政治的困境。例如，太陽花事件即使自譽為民主表現，但其提出的政經方案卻是封殺服貿、貨貿及自由經濟示範區，是否合理可行？
大陸「一黨專政」的體制，在文明理念上自可批評，但如今卻已罕聞「中國崩潰論」之說，而全世界皆在思考該如何因應在「專制紅利／空間紅利／人口紅利」上表現出高度績效的北京政權。相對而言，如前所述，台灣的民主自由在人權理念上當然比較優越，且民主政治亦是台灣賴以與大陸抗衡的最重要的政治槓桿；但是，「民主失能」已使民主與國家的生存戰略剝離，「民主」只能掀起社會風潮，卻不能解決國家的問題。
台灣當然仍應以民主體制來維持兩岸競合關係。但台灣的民主政治，不能再以撕裂為手段，不可只知選舉奪權，卻提不出救國方案；也就是說，面對以「專政建立政績」的北京，台灣必須能「以民主建立政績」，「失能的民主」將難以扭轉兩岸消長情勢的繼續惡化。
為人民福祉計，台灣不可自陷「成也民主／敗也民主」的悖論。我們必須證明：台灣的民主政治，除了太陽花占據立法院、立委霸占主席台、「政黨協商」，及使國民黨九合一大敗之外，我們還能團結國人，共策救國方案。否則，台灣原本具有的民主體制優勢，因內耗空轉，正在逐漸流失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