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英九總統上任之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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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九二共識」重啟兩岸官方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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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航的開啟、ECFA的簽定、陸客的到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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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僅和緩兩岸間的高度張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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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使得台灣活力重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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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願完成兩項既定目標：擱置爭議，創造和平紅利；恢復協商，打開兩岸商機。至連任成功，兩岸經貿進一步自由化，邁向區域經濟整合目標也就定位，兩岸關係前景可期。
但自服貿協議簽署以來，情勢丕變，至太陽花學運出現，馬總統第一任內建立的交流範式，與民意出現落差，陸方談判意興闌珊，至陸委會洩密事件，兩岸互信受累，政策目標出現變數，不僅馬歷史定位受影響，兩岸未來及國家前途也將連帶衝擊，何以致之？
個人以為，九○年代以來的全球化風潮，導致外部結構遽變，台灣至今適應不良，若不及早尋求解決之道，前途堪慮！
二戰後首波浪潮出現在經濟領域，東亞國家調整結構、推動對外貿易，創造舉世稱羨的東亞模式，彼時中共忙於革命肅反，經濟鎖國，台灣得以盡情發揮。
八○年代開啟第三波民主化浪潮，集體經濟不敵市場機制，威權體制向民主轉型，中共腹背受敵搖搖欲墜，台灣則輕舟飛渡民主，兩岸體制優劣立判。
至九○年代全球化風潮席捲，面對資訊革命台灣游刃有餘，但在經貿自由化及區域整合大潮前，卻因中國崛起而舉步維艱，經濟地位一落千丈，政經順勢不再，逆勢操作明顯：
—當經濟自由化、區域整合化蔚為風潮時，台灣傾全力推動新憲法、新國家；
—當國家主權位階下降，容許更多的國際組織分攤傳統意義的主權事務時，台灣主權高漲，牽手護台之聲不絕不耳；
—當自由貿易、區域整合鋪天蓋地來襲時，台灣賴以抗衡的，竟是本土意識；台灣逐漸拉美化！
九○年代全球化漸次展開之際，台灣高唱本土化，已經說明面對國際化的無力。其實，國際化不必是本土化的對立面，蘋果手機生產方式，便是全球化下本土／國際合流的最佳詮釋。
馬總統是第一位有可能合本土化與國際化兩大潮流於一的國家元首。一中各表、九二共識不但連結兩岸，也與國際主流社會的中國政策對接，而「不獨不統不武」政策，也有凝聚內部共識的能量，台灣自九○年代以來面臨的內外結構障礙，首度出現轉機。
不幸的是，馬政府徒有高明戰略，卻因執行不力而身陷泥沼，脫困不易。
首先，藍綠之爭涉及政權，雙方對主權解釋不盡相同，寄希望於停止內耗、建立共識不啻緣木求魚。執政黨當為者，首推內部整合，「中央定調、各方配合」的傳統模式已不合時宜。美國總統在重大政策啟動前，必定和兩黨領袖密切協商，遑論行政立法合一的內閣制國家；反觀執政黨領袖，幾不和同黨委員溝通，遑論他黨委員，黨籍立委對重大法案看法分歧，徒有多數執政虛名。
其次，作為有執政經驗的大黨，民進黨有責任將治國理念說清楚，無力開展兩岸關係有何能耐執政？但反對黨首務在於執政，見獵心喜乃事所必然，不必問之以責。執政黨當為者，是直接訴諸民意，假如多數民意支持政府大陸政策，反對黨幾個委員又奈我何？問題是重大對陸政策迄未贏得多數民意支持，必須儘速找到有效對策。
最後，若能同步開展加入區域經濟整合協商，應能適度舒緩國內僵局。政府應積極創造條件，排除障礙，讓相關方願意主動釋出善意。
關鍵時刻，不容自亂陣腳！，